环保部：“散乱污”企业违法复产情况突出

作者简介：陈金钊，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1620。

三、立法性决定存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会制定一定数量的立法性决定，官方的法律汇编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对于立法性决定有着不同的用法。我国大部分法律都在总则或者第1条设置立法目的条款。

对于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空白地带，立法性决定通过决定、决议和办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调整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与法律同样的效力层级。【中文关键词】 立法性决定。在名称设置上，应该统一使用立法性决定。五、立法性决定效力认定的立法完善 立法性决定的效力认定应该遵循的宪法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科学立法原则和民主立法原则是从宏观层面对立法性决定进行完善，从微观层面则需要从立法过程中完善相关立法技术，对立法性决定设定具体明确的条款，克服其非立法性的弱点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在确认立法性决定效力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

第五，立法性决定与相关已有法律的衔接问题。【摘要】 立法性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和决定权的过程中制定的有关宪法和法律问题的决定、决议和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统称。通过法律至上的原则保证法律规范体系的权威性。

（二）广义的封闭姿态及要素 广义的封闭体系解释理论认为，构成法律思维体系的要素是各种法律渊源，包括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或者权威性法律渊源和非权威性法律渊源）。然而，由于法律社会学与规范法学对体系要素认定的不同，这种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诸如，单独的概念不能生成裁判规范、单独的主体不能生成裁判规范、单独的行为不能生成裁判规范，等等。法律论证、法律推理等方法能够解决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和融贯性问题。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体系要素界定的重点各不相同。法律规则背后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具体法律的意义也不必然地源自于其他社会因素。

如果说法学学术的目标在于一般化，那么法律的一般性就成了法学研究的核心。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发现的具体法律进行体系思维。[3]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雷磊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序言第1页。体系思维属于整体思维，是实现包括法律在内的诸多因素的一致性、融贯性。

按照法治讲法说理的要求，我们不能直接以其他社会规范来判断现行法律规定是否正确、错误、以及是否需要修正、废止等，而应该在法律论证中寻求恰当的法律意义。其次，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解决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从而为合法性解释奠定法律基础。比如法律发现的规则、法律解释的规则、法律论证的规则、法律推理的规则等。第四，一致用法假设/有意义改变（语境）：应以相同的方式解释某一制定法或多部制定法中的相同或相似的术语。

体系化研究的固有任务是：阐释、揭示概念、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亲缘关系。法律规范体系形成以后的实施，不仅是贯彻法律条文，还包括对所选定的具体法律规定重新进行体系思维，进而使法律的整体性得到落实。

虽然有时会超越法律规范，或者创造性地运用法律，但它是在构成法律渊源的要素中探寻的。然而，在我国多数人的思维之中，对于把法律渊源体系作为体系思维的构成要素，还难以接受。

在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之下，人们只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治理仅仅靠法律是不够的，但并没有认同法律方法论对法治实现的积极意义，以至于没有形成能够满足法治要求的，以法律规范为主结合执法、司法规律的体系思维方式。在互动过程中，制定法被视为权威性法律渊源，而其他的法律渊源形式又通过法律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排除了法律适用的机械因素和任意因素，其他社会规范融入法律也通过承认规范的运用而有了法律的名义。西方法学家通过确定各种形式的法律渊源，来限定过于宽泛的法律范围。虽然违反一条法律规定就可以视为整个法律的违背，但是法律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是否真的构成违法还需要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探索。或者换句话说，体系思维是对依法办事的法律思维进一步完善。因为过分简单化往往是扭曲现实[24]。

而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则展现了法律思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尽管这种阐释可能包含着历史、社会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考量，其核心始终在于对有效的法律进行解释和系统化。

体系化就是把具备内在关联规则整合成各个层面的统一性，直至法的基本原理与原则，这些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辩证关系可以包容法体系内的各种矛盾，同时，也给法学争论提供了通向相互理解的可能性[22]。法治建设仅有法律规范的规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来构成体系。

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经常遭遇其他社会因素缠绕，固定的法律意义、刚性的法律规范经常被灵活处理。认为法律就是规范体系，法律的意义就应该在法律规范系统中寻找。

[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618页。很多人片面地理解了辩证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的论断，以为这里的方法论就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二是真诚对待法律[12]，实现法治需要调适法律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关系，但不能忘记对社会陋习的改造。当今法律思维不是没有方法，人们经常言说的依法办事就是方法。

然而，坚守一元的法律渊源理论，认为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法律规范才是法律，不仅在法律实施中隔断了法律规范与道德、价值的关联，而且还割裂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最终出现了机械执法或机械司法等备受指责的现象。没有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的再体系化，就会出现机械司法和执法。

法治有可能变成法律渊源之治。多元的法律渊源理论为体系思维提供了较为宽泛的思维体系要素。

这种善念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力求实现自由、公正的法律价值要求。当然，思维框架之中的构成要素要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然而人们发现，即使没有法律方法，照样也会衍生各种专制的治理方式。从体系思维的角度看，绝对意义上的依法办事具有不可能性，只有坚持对法律的开放性姿态，才有恰当性的法律运用。但在法律解释的恰当性追求中，体系思维或体系解释规则应该升格为黄金解释规则。第六，不一致的结构（语境）：应避免以与该制定法的结构不一致的方式解释其条款。

[4]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北：台湾大学法律丛书编辑委员会，2011年，第639页。而是要根据法律体系性的要求，在探寻具体法律意义的时候重新论证具体法律的意义。

法律的一般性解决了推理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实施的平等性。在现代法学教育中，教师们在诸如侵权法、合同法、刑法、财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宪法等核心科目的教学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或见缝插针地传授了法律思维和推理[3]。

只有了解部分才能把握整体。这种区分相当重要，因为一旦某个体系被付诸实施且被法学界所承认，进而产生一种新的事实状态，那么它就会影响实体法使其难以背离该体系[16]。